奇点•月会 第32回“途中镜子-策展的生产和提问”(上集) To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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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23日,正值中秋节放假的第二天,在蓝顶美术馆2楼会议室,“奇点”月会如期举行,会议由召集人邓乐老师主持,策展人倪昆主讲,艺术家陈胄、李勇、邓筱、陈伟才、何力平、李想、张竞等和策展人丁奋起、黄佼等参与月会并做对谈交流。


       月会开始,策展人倪昆通过自己参与过的策展项目来讲述自己的一些策展理念和对当下公共艺术项目的看法:

       我正常跟艺术有关的这部分工作是从器空间运转开始的,有大量跟国外艺术家有一些驻地合作,因为艺术家驻地项目在艺术生态里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不同文化现场之间的流动,它能够带来很多可能性。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给了我后面很多在做策展方面的一些,就是说一些自我定义的内容。2010年之前,我一直做年轻艺术家的工作,年轻艺术家的探索和实验,以及他们不同阶段的思考,怎样在空间的场域里进行发布和进行再创作。2010年之后我的工作更多是偏向策展人的角度,那时候分别针对几个线索展开具体的项目,这是当时为期两年多时间的一个工作项目,我的兴趣点就是落在大家不是特别熟悉的类型艺术家,而是在身边不同领域有自己观点和长期方法研究的艺术家,也包括有建筑师,比如李炬川,比如艺术家李勇,他们这些长期在自己个人领域里有比较多的个人观点,这种观点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态度,它还涉及自己选择的艺术媒介和语言它的方法上的思考,这块我觉得在艺术讨论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

       在2010年之前器空间的工作更多是做年轻艺术家的项目和国际艺术家驻地的项目,通过五六年时间,到2016年前后我们自己有一些讨论,艺术机构通过五六年的发展,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和对接的窗口。事实上在那个时间点我们已经有自己的平台出现,但实际上你如果只是以平台的价值,还是说你能够更主动一点,提出你作为机构的观点和关于价值的一种选择。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在那之前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偏向于关于平台机构的打造,但在那之后,艺术机构我们也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生产的发生地,包括我们策展的项目,它也是作为提问者出现。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跟社会的连接、对话,还是有本质性的变化——就是更加直接和主动介入社会现场思考艺术家、艺术家工作的可能性和路径,这是需要一直讨论的。

       2012年的时候我们跟一个艺术团体合作的项目叫昆山再造,跟他们合作了一年半的时间,在那个项目里我是作为策展人加入他们的工作,在我的观察和兴趣点里面,以正在建设中的新农村作为讨论点。艺术家的工作,是通过他的创作、他的观察,和他通过作品提出自己对于社会或者说对于作品的态度,当时有一些群体在进行讨论。包括我们现在重新再来看当时的工作,值得讨论的就是当时5月1日,当时美院艺术家做了五一劳动的工作坊,当时大概有6-7位艺术家,重庆和成都的一起,在乡村里面基于每一个个体的兴趣点,就来做了这一些作品。而这些东西无意之间就跟策展的板块有非常密切的交叉,就是关于正在快速变化中的新农村,因为政府的政策往下贯彻就带来了一些变化。这个项目,我个人作为策展人本身也加入到这个社会项目里,当时的工作经验对我来讲也很重要,我通过和艺术家的在地工作逼着我思考艺术跟社会的连接通道在哪。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创作一直会面临一个对象,就是艺术家的工作现场,他在真实场域里的现场,他在工作室的现场,还包括他在艺术空间,包括他通过美术馆去发布的时候,他又是面临一个新的生产现场,这里面其实存在很多可能性。实际上相同的项目,因为它自身的特征,它在某个点会非常强烈,所以这次在乡村的工作,让我们就觉得它给了那种刺激,就是你在现场的刺激,艺术家在现场本身的刺激。

       刚刚提的昆山再造其实是在成都,当时要过来也是抽时间两边跑。因为同时在重庆我们跟艺术家又进行了一个艺术跟社会的项目“铜元局”,这个项目是2009年重庆本地艺术家吴海方开始在一个拆迁区做的工作,现在流行的话会说到城中村或者社区再造。实际上当时我们工作的时候,作为艺术家个体而言他从2009年一直到2015、2016年才完全结束这个项目的工作。我作为策展人跟他工作是中间的1-2年之间,没有超过2年,最初我们的计划是3年的工作计划,这中间也触发了我对艺术和社会连接的思考。“铜元局”这个项目,面对的是几十年来重庆快速发展而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你是无法回避,也是很自然的,另外涉及具体社群和社区的时候又非常细节和具体化,所以艺术家进入社区的时候,我们会讨论艺术如何激发或者说关于最小单位社区的可能性。这个过程中我们跟它合作,就提出了其中的一个子项目T1,依托艺术家在当地的长期工作,我们就在项目里临时找了两个很小的已经废弃的房子,在那边作为我们项目活动发布的场所,包括也尝试做了很少量的艺术家跟社区居民互动的教育项目,当然更多的是艺术作品的在地发布和创作。我们当时想谈的就是在地实现的可能性讨论,在不到2年时间,我个人就结束了跟他们的工作合作,因为这里面最大的困扰就在于当这种社会项目有更宏观或者宏大的目标设定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现场是很难进去的。比如2014年那个时间点,那时候还没有文创,还没有关于艺术跟城市活化的概念,当时艺术家在这部分的讨论里会更加直接,会有艺术家理想主义的一面,就是说艺术能不能具体给社区带来改变,我发现他们也很朴素,我们跟他们的实际工作里面会发现这些路径是有问题的,你会发现他永远是两种趋势在社会现场发生,一种是艺术家的趋势,一种是在地的趋势,这两种趋势里面只有当在地以它作为事实的现场进行发布和创作的时候,他才能够有交叉,平常他可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工作没有到预期时间的时候就选择了停止。但是这个经验对我们非常重要,让我们确确实实感觉艺术和社会对话的时候艺术是很被动的角色,或者说它没有我们想象或描述的那么重要,这时候艺术还有什么可能性?或者我们基于真实、客观的,或者通过事实能够验证的内容去看它的时候,那艺术的可能性就应该反过来推。

       在这之后我作为策展人提出了一个观点,如果我们对于更加理想主义的目标,我们是一个更遥远的触及,我们就应该更加务实一点,我们可以选择先从自我清理开始来做。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呢?就是说当把艺术这个点跟社会进行直接对接的时候,其实我们面对的那个现场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某种意义上讲是非常全球化的一种现场。比如我们谈到那个城市,我们谈到城市文化,其实它远远超出我们自己对它的直观或本能的反应,我们当下和当代的自我塑造它会是多方面的。就是说那种影响不像是直线的来自于身份、历史或者说传统文化的影响,它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化,就是它的侧重会非常的多元,那我们如果对于更远的目标没有直接触及,我们就应该从清理开始。比如我们把基本的概念抛出来,13年那个阶段就提出了关于概念本身的清理。公共空间在我们讨论里谈得非常多,就包括各行各业,所有跟城市有关的讨论里都会涉及这个清理。但实际我们在关于这个基础概念的描述或讨论里面,特别是知识背景又是来自于城市这个系统的时候,它基本的这一套理论或者说论述都是从西方的城市理论发明出来的。我们快速几十年的城市发展,公共空间对我们来说又是什么?或者说作为艺术家怎么进入这个空间?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一些论坛、工作坊,包括艺术家个人的工作,就公共空间有关的内容进行发布和创作。比如我们提到公共空间至少有两种路径能进入,一种是非常理性的,比如说测绘是可以进去的,还有一种是情感或本能,或者说是直接的遭遇,这里面也存在一种进去的方法。在我的工作里面,每年我们也有一些国际项目,类似于工作坊,在这种项目里面就会把这些思考带进去。所以你们看到的两张,那两张就是在针对不同时间点针对公共空间在提问。比如《红线》,红线对于中国人的描述里有特别的意义,在设计项目主题的时候,我们跟另外一群国外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在讨论这个议题对他们来说是否存在对话的可能性。比如我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是两个线索,一个是意识形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另外一个线索就是资本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这两个逻辑跟受邀的艺术家对话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意见,只是他们讨论点不一样。比如基于红线带来的公共空间的讨论,比如七里坪会谈另外一个问题,怎样通过艺术家的工作让广场或者街区有更多的人群进去,是提的这个问题,就会觉得在他们的夜市,或者说是街边的烧烤会很丰富,感觉就是他们想要的关于公共空间的东西。在我们的对话里面我们也很清楚,这部分不是他们的逻辑,我们的逻辑不在这个点。但是因为这些基本的讨论点的设计会形成对话,这个对话会带给我们非常多的碰撞,这是当时我们设计项目时考虑比较多的前期工作。在那几年的工作有大量关于这种方向的项目发布出来,并且不仅仅邀请重庆艺术家,包括外地和国外的年轻艺术家也有加入。


        这是我们最近跟社会联系非常紧密的项目《HW工厂计划》,是我们合作的一个工厂,是2016年开始的。之前很具体的关于社会议题,或者说社会具体的功能点相关的项目里面,这个项目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收得最紧的。我说收得紧,前面的昆山再造也好,包括铜元局也好,那两个我们还尝试去谈艺术跟城市的关系里艺术能做什么,就是针对城市那部分的变化来考虑。在这个项目里,我们已经完全抛开那部分的讨论,我们抛开宏大的论述,艺术跟社会现场进行对话的时候艺术能做什么,艺术本身会有那些可能性,我们是回到这个点来谈论这个问题。在这个项目里面,前期我们对于参加的艺术家就没有非常强的在地化要求,也不是说希望他们在这个方向工作,没有这样子,而是说回到艺术家个体,回到他个体工作逻辑,在这个点上我们会进行更直接的讨论。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其实也跟里面提到的几个关键词有关系,最核心的就是“情动转向”的接受。这里面提了一个观点,关于当下讨论的时候,作为我们这种依托全球化混杂的文化现场,所消化和再造的这种,就是文化现场里边一直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涉及到一个行走路径的选择问题,因为比较保守的方式就会觉得我一定要进入社会里面,我才能够把我跟社会的讨论和连接建立起来。但是“情动转向”恰恰是选择相反的路径,他会觉得我们既然已经在场,我们关于自我身份讨论和自我塑造的讨论,它本身都是基于很强烈的全球化文化的融合和呼唤,那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即使回到内化的创作,我们也能够部分或者侧面跟现实,或者跟我们尝试讨论的那些语境有很强烈的连接。这个“情动转向”表面上看有点像我们七八十年代谈的工作室运动,其实是不一样的,七八十年代的工作室运动是反对艺术的体制化和艺术的过渡商业化。在现阶段谈的“情动转向”谈的是我们要充分相信艺术家通过他自我的逻辑,内生的逻辑发展,他能够带来和讨论当下我们所提出的问题,这是跟之前特别不一样的理解。在这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对我个人策展的工作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另外一个艺术家提的一个观点,他谈到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想象本身的力量。在这个工厂的项目里面,我们特别注重艺术家个人的上下文逻辑在工厂现场的连接,在作品的创作和发挥里面我们会更加灵活,包括工厂创作现场的发布,包括工作室的发布,还包括借用工厂本身的销售系统,比如艺术家的作品充当商品加入进去,也包括在美术这个项目陆陆续续还在做,它可能还在进行时。下次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在这个非常小体量的工厂里面,不同角色,比如作为工厂系统的角色,包括艺术家的角色,包括机构,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一个好的艺术项目能把这些观点都带走并且形成一种对话。我特别强调文本和话语生产的必要性,这个展览又让我们回到了艺术空间来讨论,那个时候讨论的话题就是什么是生产,因为艺术家涉及生产,艺术空间涉及生产,这里面恰恰本身是一个共通的话题。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就尝试让艺术家本身基于他工作的理解,基于他作品创作的思考,他提出关于生产的理解,作为文本加入展览现场。这跟之前的项目不太一样,特别强调艺术家从事媒介创作的时候能够抽离出来,能基于文本来思考,也包括在不同空间场域的可能性的尝试。

       另外就是关于城市这个大话题所延展开的项目。这个部分是关于媒介和媒体的,新媒体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话题,在我们之前的工作里面,2012、2013年的时候,当时很多基金会推荐了欧洲比较前卫的艺术家来驻地和创作,那时候你会有一种认识,会有关于新媒体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的讨论,我们对它进行进一步提问的时候,你会发现新媒体是很难描述的,因为所谓的新和旧是动态的。所以跟他们的工作里面,它给了我另外一些启发,有一个是德国媒体研究中心,他们在2010年的时候关于所有的媒介艺术做了一些分类,他们的分类里面就没有再采用新媒体这个词语,而是用另外的词语来描述正在发生的,伴随着媒介本身所发展的艺术,还有摄影、影像有关的艺术会归到数字艺术。交互艺术会强调延展,既然是交互,会强调它的互动性,还有它的延展性,包括现场舞蹈、行为算不算,从不同的新媒体艺术的关键词来做再定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经验,就是说让我们对于这种艺术进行艺术史对话的时候就有依据。比如谈数字艺术的时候就很具体,在七八十年代采取数字化或者数字模拟技术所做的艺术,到现在大量跟电脑、数字有关的这部分艺术,它就能够做一个贯穿的连接。而做那种网络艺术,它又做了另外一个,那部分特别强调在线性,就是你必须依托互联网做的艺术才定义为网络艺术。这也是另外一种经验,我们对策展人可能更警惕一点,当我们描述这种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如何让它客观准确或者比较清晰,这是非常重要的。

       2016、2017年做了一个展览,提了一个关于扁平化和数字化的问题。数字终端食用油一个来自设计的词语,就提到了扁平化的影像,就是特别强调它的识别度和体验。这里面我更想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媒介、媒体和所谓的新旧。我们跟一群国内的谈的时候,好像大家都用的低科技,不是用的高科技,不是我们不愿意这样子,而是目前大的环境没有提供这种土壤。这两张图片,上面一张一个女孩子做的跟灯光有关的作品,下面一张照片是奥地利年亲艺术家跟工程师合作做的作品,看起来有年轻化的状态,但是背后的技术支撑不一样,上面就是比较正常的光效应,下面这部分就是跟一些工程家在合作,比如拿着灯光管行走,能扫描城市里的声波,就是看不见的声波能扫一下,再通过影像记录下来。当我们讨论新媒体艺术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命题,就是说我们应该往哪里去链接这个方向。在西方我们会很多接触到关于这部分的讨论,希望链接的价值点在未来,就是说通过艺术家的工作去拓宽媒介的表达和新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在我们的大现场里面,因为缺失一些环节。就是说艺术家可能会选择一些非常成熟和模块化的,已经在社会上能够很便捷采用的艺术模板作为它的支撑点,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工作路径。一个就是说跟未来有关系,一个是跟现在的表达有关系,是两个点。我们在谈新媒体艺术的时候其实要随时注意新媒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链接,就是说怎样通过所谓的技术更新,它跟未来的讨论,我们现在的文化现场里比较少。低科技艺术是武汉的一个艺术家郑达提出来的,作为策展人跟不同艺术家合作确实也非常好,就是你能学习很多东西。

       这是我邀请何力平参加的一个项目,有一个关于市民都会主义的描述。它谈了某种意义上的市民文化,但这种市民文化又不像纽约伦敦那么大或者那么高度国际化的城市,也是说也是大型城市,也是中心城市,但是体量要小一点点。实际上它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在全球化的大逻辑下,关于这种文化现场,我们的流行文化,我们的艺术家,比如说时尚、设计、建筑,它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展览就在尝试做这种连接,也有艺术家、设计师参加,他们针对城市文化本身来进行表达。这个展览非常有意思,通过中英文的转译拓宽了很多东西,来自语言本身的对话一直都是很重要的方向。有一个艺术家提出“购买即传播”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我很赞同,他用这个观点做了一些作品,做了一些衍生品,做了一些图绘,他的游戏规则就是说你要进入到他的货币系统你才能够采购他的东西,类似这种概念。这部分其实也是在城市的大系统随时发生的问题,其实就是关于我们是谁这部分一直在变,这种变某种意义上讲还是有迹可循的,需要我们在艺术家的工作或者艺术本身的工作,能够针对这种变化,在相应的时间点提出这些问题。

        全球化如果是我们非常自然的经验,那我们的生活半径或者知识半径、文化半径就不仅仅是在我们的文化现场,我们要有这种准备。在做这部分工作的时候,我提的是亚洲酒店,在十来年的这部分跟国外艺术家合作里面,我最日常的可能还是跟欧洲艺术家的合作,他们通过驻留每天都有很多欧洲艺术家来,我个人会发现跟亚洲艺术家的对话有更大的启发性或者必要性。当代艺术其实都是从西方出来的,它的基础语言,最标准的系统都是从那里面出来的,实际上在整个第三世界都是这个问题,我们永远都是他者,按照西方世界的观察来讲,我们是站在他者的角度来提供某种跟他们内生部分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文化案例,这个案例可能对他们关于自我讨论有帮助,仅仅如此。但实际上他者不代表他不是一个主体,我们本身也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主体的时候,其实你会知道我们要做的链接,我们应该跟更多同样这种境遇的群体进行对话、合作、相互讨论和触动。这个项目我们是从2012年开始,我2013年底去了日本,在那边待了两个月,2015年开始又把这个项目重新捡起来。这个项目这里边的几个关键词也是我近两三年来策展里比较核心关注的问题,就是说流动和游牧,因为全球化最市场的一种状态就是流动和游牧,正常的状态就是这样子。这个情况下我们来谈文化生产或者不同文化现场对话生产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越来越细节化,我们要谈城市不能谈国家和地域,就是这个城市跟那个城市,比如成都和重庆,我们跟曼谷,类似这种对话,我们要充分认识一点,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城市本身是不一样的,就是它有它自己内生的东西,这种对话的目的不是说它要一样,恰恰是说要让大家变得更加不一样,就是通过这种对话。这个项目里我们就特别强调了城市行走,我们前期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希望每年有新的城市和机构加入进来,重新开启这个项目应该是第三年,陆陆续续有九个机构,有两所大学,他们都有加入这个项目。这里面会顺带延展一些东西,比如行走、调研、对话、创作,还有展览展示,这里面就包括有做研究的,包括艺术机构,包括大学,我们会跟不同城市不同机构合作,机构本身可能大的工作方向和也是在我们这个大的工作系统之内,这样就是能够很好地建立流动的项目。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注,我们只有到对方的现场去,通过这种方法才真正能理解,为什么同样是这种全球化的变化,为什么曼谷有些艺术家谈要反对君主制,为什么日本那边有些艺术家很明确提出要到社区去,为什么会这样?这东西不是说描述出来的,而是说只有你在场才能理解内生理由。

       10月6日参加台北关渡双年展,这里边我们要谈城市社区联动是否可以替代或者说是否是值得推广和借鉴的经验,谈城市主义很重要的就在于所有的大城市,某个地区的中心城市是不需要通过这种意义去讨论的,因为中心城市有它自己的逻辑。但实际上更大的城市,其实是类似于像重庆、成都这样的,首先它是地区的,同时它又是在全球化流动的。这种城市系统里面,比如我们通过一些艺术项目的设计和策划推动,它是否能提供一种新的经验,或者说提供一种新的关于自我定义和描述的,这是不一样的,这部分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愿去做这个项目的原因。

       听了倪昆老师的讲述,现场的听众特别是艺术家和策展人作为艺术的近距离参与者,也是颇有感触,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并对讲演中的一些疑问和倪昆老师展开了交流。具体详情我们在下集中来介绍,敬请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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